吉安市出台航空旅游奖励政策，两种方式促进民航复苏

总而言之，如何配置法官助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各个因素及其权重，以防止因模式及数量配置的不合理而陷入制度运行的困境。

整个网络社会本身是由一个个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网络服务组成的，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统治或者领导互联网方方面面的组织[42]。从互联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网络行业自治应当重点落实以下内容： 第一，确立相应的行业规则。

另一方面，网络用户只能在平台经营者预先设置的规则框架内行为。因此，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大多数时候是有足够的动力自行设置监管规则，对用户行为进行规制，以维护网络平台的良好经营秩序和自己的商业声誉的。因此，网络环境治理应当注重对损害的预防。鼓励和促进自律原则意味着，应鼓励和促进网络平台经营者和相关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制定行业规范和行为标准，自觉维护网络社会良好秩序以及网络用户合法权益，与网络用户和网络社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我国，大部分网络平台经营者在不断通过技术创新为网络用户提供更多便利条件的同时，并未充分重视对用户行为风险控制技术的研发及相关行为规则的建构。

单从数量来讲，我国目前涉及互联网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已超过70部，其中不乏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并广泛涉及到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多个法律领域，可以说法律规则的数量已初具规模。因为从技术上来说，要求网络经营者完全防止所有侵权信息在网络上出现是极为困难的，现有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违法网络信息的出现。[31]但对中国而言，这个过程却是自上而下的，动力来源于外部的环境压力和内部社会的需求这样双重、混合的双方，急学先用导致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尤其是在司法领域，当人们理想化地希望通过法律实现对纠纷的全盘治理的时候，就陷入了极大的误区。

由于属于一般的和细微的冲突，在现实中这些纠纷只有一小部分进入司法渠道，可以认为法律关涉不大。社会学意义上的纠纷化解机制，主要强调通过综合性策略，使纠纷主体化解各自所认为的和所感受的冤屈与不公，以达到化解双方矛盾恢复关系平衡的过程[19]。初级关系就是体现在初级群体中的这种联结群体成员的关系类型，它的建立主要依赖于血亲、居住、联姻等先天性的因素，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个人的角色、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上的地位。中国司法制度所面临着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情理法的交织，从而导致司法运行的非纯粹性。

但类型四又非常值得关注——在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之间具有了更多的碰撞机会，生人之间产生矛盾与纠纷的机率陡然提升，而一旦对簿公堂由于没有熟人约束机制，就存在着小事化大、大事变炸的的可能性。在这种法律体系下，法律判断的规则与程序均于法律体系中可以寻得，只要以富有意义的逻辑分析，运用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即可获得法律判断而无假外求。

但伦理、关系的因素仍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尤其是在调解等环节，法官甚至要对当事人的社会关系进行动员，以借助人情力量处理案件[34]，这就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罗尔斯致力于用无知之幕遮蔽的东西，可能构成人们生活的根本，甚至是需要不断彰显的内容。[13]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礼法社会，初级关系不但构成社会的主体，它同时也是群体内冲突、矛盾与纠纷的化解与吸纳机制。但也有规避法律之虞，特别是当私了的结果与法律的规定大相径庭时，会损坏法律的权威，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现在，人们的身份功能弱化，初级关系中诸缘合体的状况出现了松动，不但地缘、血缘等本身的强度在降低，它们之间的联结也不断松弛，处于渐行渐远的分离状态（图1）[17]。

王思斌认为，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是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这种行动以参与互动的行动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他们互动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行动者针对现实问题对自己责任的认知，以及行动者以往共事经验为基础。[3] 所谓初级群体，又叫直接群体、基本群体或者首属群体，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是指规模较小、成员间彼此熟悉、以感情为基础结成的社会群体，包括家庭、邻里、玩伴等。当利用正式制度解决时，因其包含了国家的力量，其结果更加权威，但其对人际关系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美国社会学家布莱克把纠纷解决机制分为私力救济、回避、交涉、通过第三方解决或忍让。

从传统到现代、从纠纷处理的自然机制到社会设置，解纷的一条清晰线索就是人的因素的不断淡化——从关系到事件、从内在到外在、从自治到强制，直至司法的凸现、国家力量的加入。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法治语境中加入人际关系的考量，从纠纷的内外两个向度切入，建构起包含了四种纠纷类型板块的模型，以期为纠纷及其治理的研究提供启发。

[6] 巴新生：《西周的德与孔子的仁——中国传统文化的泛血缘特征初探》，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类型四所涉及的纠纷比较边缘，其受两个指标的制约都比较弱，不像第一种类型那样充满了法律与道德的张力。

血稠定律的要义是，在纠纷结构中，将（泛）血缘关系当作一个载体和平台，藉此将地方性的知识伦理、风土习惯、行为取向等内容充分吸纳到这个结构中，从而建立一种包容性的治理结构，形成与法治理念等相并列的多价值体系。因而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诉讼被认为与其社会理想相背离，需要对诉讼加以抑制。在本文尝试建立的纠纷类型化模型中，人的要素是通过关系出场的——尽管关系往往被正式制度视为一种消极的非理性的力量而受到防范和清理。设想在乡村社会里，哪怕一桩小小的纠纷也会引发群体内成员的关注、议论，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搞得沸沸扬扬，触动生活共同体的舆论开关，成为一个公共事件。这是我们应当具备的境界。毋庸讳言，这些研究在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的同时，也存在着视角偏狭的问题，在其理想化、技术化、精细化的治理策略背后往往遮蔽与忽略了人自身的因素——由于纠纷总是基于人的利益、情感等而展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人际关系自身的演绎，当诸多研究从事本主义的策略出发，把关注的焦点投放到解纷本身的时候，这就往往限制了我们对纠纷及其治理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失察于纠纷的人伦与社会基础。

在这一阶段，法律的适用确实不应顾及人们具体的情感反应，法律与当事人甚至与司法工作者情感上的矛盾冲突应当被视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但这往往导致其法律的界限难以确定，特别是无法对不同解决机制的优先性进行排序。

胡克森：《孔子泛血缘化理论在五缘文化形成中的作用》，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初级关系及其展示出的人们之间社会团结的模式，实际上成为一种纠纷化解的自然机制。群体生活要遵循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才能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而这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纷争。

[34] 刘正强：《新乡土社会的事件与文本——鲁县民间纠纷的社会学透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伯尔曼曾说，法律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的献身以及他的信仰。在乡村社会中，初级群体仍然注重宗法血缘、讲究伦常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许多伦理性的、道德性的内容。一些研究即使是从人出发，也往往局限于人们的行动层面，却忽略了人的情绪、心理、态度等主观方面。

他认为私情不仅仅是民间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情，更是民间社会权威的象征，其权威来源于民间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规则体系、运作机制和秩序结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与现代纠纷解决机制的低效，共同导致了今天纠纷治理的混乱局面。

相对于僵硬的国家正式制度，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道德是韧性的、持久的、弥漫的、浸透的。显然这些工作是以缘分为基础的纠纷类型构建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各种缘重叠、缠绕的时空里，一种透明化的社会约束机制罩住了大家，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知道对方的斤两，公平、正义的理念流淌在共同体的舆论、传统、习惯与社会评价中，需要人们自觉自愿地遵从，谁又能抗拒呢。如果在这样的群体内出现冲突，则它往往会超越特定的冲突内容，波及相关方之间的其它互动，最终会对整体关系投下阴影。

当利用熟人关系解决时，因考虑了地方性的知识、文化、习惯，特别是当事人的内在关系，在维持群体内部团结方面会有裨益。自然，这些睡美人条款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相反，与权利义务配置相关、可化约为法律问题的纠纷，借助熟人关系与正式制度解决各有利弊。徐昕将纠纷解决机制分为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和私力救济三种。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表达了对法律下乡的忧虑：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初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亲疏远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等价于血缘强度，而地缘、姻缘等皆可以看作是血缘关系的展示方式。

见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0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79页。再理想、严谨的司法设计如果缺乏情理、伦理、习惯等理念的支撑，就常常与人们所能理解和接受的生活意义相背离，从而在运作中显得苍白无力。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由于缘的叠加与交叉，群体内的冲突与纠纷一旦发生就会立即传导至整个初级关系网络，从而给整个网络带来冲击。